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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富且老:中国养老困局与治理出路》新书发布

时间:2018-01-14 11:19 | 作者:武汉夜生活 | 来源:武汉桑拿

当人类的历史时钟指向2030年的时候,平均每三位老年人当中,就有一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量的老年人,只能靠乞讨来度日。一些“年富力强”的老年人,以诈骗和抢劫为谋生手段。只有极少数富裕的老年人,才能享受到良好的照料服务,但也时刻面临着贫穷老年人对他们的暴力袭击。社会保险体系频临崩溃,养老金支付危机不时爆发。医疗保险可以报销的药品越来越少,很多基本药物都流向了黑市,需要出高价才能买到。在一些地方,穷困潦倒的老年人被集中到废弃的村庄,自生自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骗到非洲去生活,但他们的养老金仅够维持基本的食宿,却无力再支付医疗费用——生病后只能被送到隔离区,等死;更有甚者,是被集体屠杀……


如此恐怖的图景,并非笔者所臆想,而是2007年在德国制作并上映的3集电视片——《2030:老年人的起义》。尽管该片在艺术创作上引起过很大的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它突出地、鲜明地、夸张地表现了人们对于老龄化的关切、担忧与恐惧。


对老龄化的负面情绪,不仅在德国、在欧洲,也在中国、在全球普遍存在。从2001年起,欧盟委员会开始组织撰写专门的老 龄化报告。2015年版、也是最新发布的第五份报告,提出了欧洲正在“变得越来越老”的警告。根据这份报告预测,欧洲的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从2013年的27.8%上升到2060年的50.1%——大体上,目前每4名劳动年龄人口养活1名老年人的情况,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会迅速恶化为每2名劳动年龄人口养活1名老年人。也就是说,养老的负担将倍增。


中国于2000年前后,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了10%,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达到了7%。当时的中国,人均GDP大致处于全球的后三分之一,老龄化率却已经接近世界前三分之一的位置,“未富先老”的特征非常明显。雪上加霜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很多还处于空白状态,“未备先老”问题凸显:城乡老年人中,只有1/4享有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全国总人口中,只有1/30拥有医疗保险;贫困人口中,只有1/13纳入进了政策性的兜底保障。


针对严峻的形势,一场史无前例的制度建设“大补课”,快速地推进起来。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从城镇到农村,从职工到居民,从国务院文件到社会保险法,短短的十几年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离退休人员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领取待遇人数之和,就超过了60岁及以上人口的总量。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得到了纠偏:医疗保险从“小众”特权变为“大众”待遇,十八大召开的那一年,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全国总人口的99%以上;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承担的比例,从最高60%降至30%以下,政府支出的份额,则从最低15%提高到30%左右;医疗机构建设加快了步伐,床位数大幅增长,增量资源向基层倾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遍布城市社区和行政村。城乡低保制度的建立健全,也为养老保障强力筑底,兜住了贫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在抓紧应对“未备先老”的同时,由于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未富先老”的不利局面也得到了缓解。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世界银行高收入门槛水平的不变价人均GDP、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AECI)±50为三条标准,可以将“老”—“富”关系划分为七种类型,按照AECI从高到低、即协调程度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依次是“未富先老”、“富而过老”、“未富偏老”、“边富边老”、“未富不老”、“富而轻老”以及“富而不老”。中国在2000年以前属于“未富偏老”,2000年~2005年期间属于“未富先老”的经济体。从全球来看,后一种情况并非特例,而且在前苏东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中,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


可喜的是,2006年以来中国已经跃升为“边富边老”国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进入到总体协调的状态。预计在整个“十三五”时期,中国将保持“边富边老”。但如果在2020年以后,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就会退回到“未富先老”的状态。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和老龄化的持续发展,中国保持“边富边老”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最有可能的归宿是“富而过老”。


值得警惕的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小概率事件;进入到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中,也有不少又倒退回中等收入的组别。即便跨过了高收入的门槛,也将面临与“富而过老”相伴随的巨额养老开支。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发生过严重债务危机的国家,就是前车之鉴,它们的公共养老金、医疗卫生、长期照护等涉老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接近或者超过了20%。此外,收入分配的不利格局,也会给“老”—“富”关系中的“富”打折扣: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下降,弱化了家庭养老的能力;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和资产差距扩大,导致养老资源分配的不公和普通家庭养老的困难加剧;中产阶层的占比偏小、稳定性弱,甚至有可能引发养老与经济的某种恶性循环。


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安排,对于持续老化的人口结构来说,正在出现新的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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